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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06月0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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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化時代傳統媒體機構如何“做新聞”:挑戰與對策

        2022-05-09 10:51:18

        來源:青年記者2022年5月上   作者:史安斌 朱泓宇

        摘要:在平臺化時代,傳統媒體機構制定了更為細化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探索新聞生產的平臺化轉型路徑,以期更為有效地應對社交媒體邏輯的“內嵌”和“植入”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

          摘  要:新聞生產社會學視角下的“做新聞”主要有兩個維度,一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下新聞生產如何適應并反映現實,二是從業者如何形成“新聞真實性網絡”來報道并建構社會認知。在平臺化時代,傳統媒體機構制定了更為細化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探索新聞生產的平臺化轉型路徑,以期更為有效地應對社交媒體邏輯的“內嵌”和“植入”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和挑戰。

          關鍵詞:新聞生產;新聞生產社會學;社交媒體;平臺化;媒體管理

          從新聞生產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新聞”意味著對社會現實的“雙重闡釋”。新聞既是對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的一種能動性反映,同時也不斷地生產“公共知識”并建構著社會認知,對社會現狀起到一定的鞏固或強化作用。這一具有建構主義導向的新聞認識論、探究新聞與社會之互動關系的新聞價值論,以及深入媒體機構內部進行田野考察的新聞研究方法論,共同將記者和編輯等之于新聞生產的重要意義推向學術研究的前臺。換言之,新聞是由記者、編輯與各個崗位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媒體機構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做”出來的產物[1]。“做新聞”(making news)是一個不斷適應并嵌入了具體的、流動的、多維度的社會情境的復雜過程。

          在當下由數字技術驅動社會全方位轉型的“平臺化”時代,“社交媒體邏輯”業已深度“內嵌”和“植入”新聞生產和公共信息的擴散與流動之中。傳統新聞媒體機構如何在平臺化時代繼續“做新聞”?基于大眾傳播邏輯的傳統新聞學理念在社交媒體邏輯的沖擊之下又面臨哪些挑戰?傳統媒體機構制定了哪些新的管理規則來應對這些挑戰?本文將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究和分析。

          2012年首播的美劇《新聞采編部》(The Newsroom)形象地展示了新興的“初代互聯網”及其獨特的信息聚合傳播方式對于傳統新聞生產所帶來的震蕩。十年后的今天,社交媒體平臺對傳統新聞業的沖擊已經達到了“全方位、全過程、全情境”的程度,全面重塑了新聞生產的底層邏輯。具體而言,記者和編輯作為平臺用戶,如何分辨、獲取有益信息,又如何利用好平臺發布消息,與網絡社群建立有效的互動關系和溝通機制?另外,“眾聲喧嘩”的平臺化傳播空間也衍生出了網絡暴力等次生災害,加劇了記者和編輯專業角色的“定位失焦”等問題,這也是傳統新聞媒體機構在平臺化時代亟須應對的挑戰。

          本文立足于平臺化時代的新聞傳播生態和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對“做新聞”的概念緣起和新聞業的“平臺化轉向”進行剖析,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報等美國三大主流報紙及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傳統主流媒體機構制定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為核心案例,評估當前傳統新聞媒體機構有關社交媒體平臺管理的方式與手段所帶來的利弊與實效,以期為國內同行提供鏡鑒。

          “做新聞”的概念緣起與現實轉向

          “做新聞”的概念產生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新聞生產社會學”的學術領域。作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美國社會學家塔克曼在《做新聞》開篇即指出:“新聞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2]新聞是對于現實世界的反映,新聞生產需要不斷地適應變化中的現實世界。新聞生產社會學視角下的“做新聞”有兩個主要維度:一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下新聞生產如何主動適應并準確反映社會現實;二是記者和編輯如何搭建“新聞真實性網絡”(web of facticity)進行報道并建構社會認知。“做新聞”是媒體參與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其中,記者和編輯等專業采編人員與社會各階層人士通過協同合作,完成了編織“新聞真實性網絡”、構建新聞框架和生產“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等三項主要任務[3],用以解釋和塑造現實世界。在這一“做新聞”的過程中,新聞報道呈現為具有顯著建構性的動態文本[4]。

          “做新聞”的過程也包括新聞媒體機構對記者和編輯的專業化管理,相關規則的不斷調整和更新也要適應傳播媒介演化的歷史進程。在大眾傳播時代,新聞媒體機構明確要求記者展現專業水準,力求客觀公正地進行新聞報道。采編和發行部門等不同專業崗位之間具有明晰的角色分工。在數字傳播時代,大型互聯網公司及其旗下的社交媒體平臺逐漸取代了傳統新聞媒體的分發功能,在推送自身開發的新聞App等服務與產品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傳統媒體“做新聞”的規則和流程。

          2021年底啟動的谷歌新聞計劃中設立了“新聞采編部領導力項目”(NLP),要求參與該項目的記者、編輯和相關業務主管等具備一定的數字編輯和出版能力,在熟練掌握應用數據技術的同時,秉持“用戶中心”的服務意識,善于從該公司的整體商業戰略出發做出判斷和決策,并對整個商業板塊有所涉獵。換言之,在平臺化時代,記者和編輯不僅要繼續扮演大眾傳媒時代所設定的“社會瞭望者”或“公共把關人”的角色,而且要對平臺及其所屬的商業公司負責,成為具備敏銳的“網感”、擅長營銷和“策展”、能寫能拍善于推送、同時還能與其個人賬號的粉絲維持“強關系”的復合型人才。[5]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平臺化時代,傳統媒體機構新聞產銷的“底層邏輯”受到了沖擊。“做新聞”必須適應進而遵循平臺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新聞記者的傳統技能和職業操守面臨著轉型升級。在真假消息混雜和“深度偽造”技術大行其道的社交媒體平臺,對信息的內容和來源進行判斷和甄別,這無形中加大了記者進行事實核查的難度。

          不同的平臺也制定了不同的編輯和發布規則,這意味著傳統媒體機構的記者在使用個人賬號“做新聞”時要遵循社交媒體的邏輯和規則。例如,記者在臉書等平臺上發布的帖子可以依據新聞事件的進展進行多次編輯,并在評論區進行修訂說明。推特等平臺卻不允許再次編輯已發送的推文。需要勘誤時,記者應編寫和發布一條新的推文來予以說明。在“照片墻”(Instagram)等平臺,發布者可以編輯文字。如果發送的圖片或視頻有誤,可以將其移除,重新選擇影像素材。此外,新聞記者在平臺化環境中極易遭受到各種網絡暴力,其中絕大多數的施暴者是匿名的“噴子”,或由“暗網”操控,進一步增加了“做新聞”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

          在平臺化時代,“做新聞”的現實轉向一方面意味著新聞記者主動適應社交媒體的特征和傳播規律,另一方面也要求傳統媒體機構制定切實可行的管理規則?!督袢彰绹穲笤谄渖缃幻襟w管理規則中形象地寫道:記者在社交媒體平臺進行突發新聞報道時,應當努力打開一扇“窗”,借助于這扇“窗”去及時跟進事件的進展,獲得事實真相。[6]

          在此,“窗”的比喻沿用了塔克曼開創的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理念和思路。那么,這扇“窗”在平臺化時代應當如何打開?“嗡嗡喂”(BuzzFeed)等聚合類新聞網站在其社交媒體管理規則中倡導一種極簡化的“蕭規曹隨”:“不能被寫進新聞報道里的內容也不應在社交媒體上出現”。[7]但無法回避的是,在社交媒體上“做新聞”,與大眾傳媒時代的“開窗”方式存在本質差異。這也意味著平臺化時代的傳統媒體機構必須擴展管理范圍,更為嚴格地規范其記者在社交媒體的言行和舉動。

          傳統媒體機構的社交媒體管理

          在Web3.0主導的“平臺化時代”,為了更好地適應信息集散的“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特征、傳受關系的緊密連接和新聞報道的“即時化、社交化、數字化”趨勢,進而在“做新聞”的基礎上做“好”新聞,記者和編輯在社交媒體環境中提升信息感知、采集、編寫和分發能力,這對于保持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和公信力而言尤為重要。歐美傳統媒體機構紛紛推出了自己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其中《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和《華盛頓郵報》美國三大全國性報紙以及BBC的相關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在此詳細討論。

          早在2017年,《紐約時報》就針對其記者和編輯如何使用推特等社交媒體賬號制定了“指導方針”。[8]其中包括嚴禁記者編輯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有關“黨派意見、政治觀點和支持政黨候選人”的推文,也不允許他們進行有攻擊性的評論從而損害機構聲譽。對于報紙力圖進行客觀報道的新聞消息,記者編輯都不應在社交媒體上隨意“站隊”,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僅僅援引單一的信源來進行報道或評論。需要強調的是,此類管理規則適用于報社的任何部門的任何人,那些從事非時政類報道的記者和編輯及各部門的管理營銷人員均無例外。

          總體而言,《紐約時報》鼓勵記者編輯使用社交媒體賬號,但他們的所有線上活動都應被納入管理范疇。他們應謹慎地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信息推送和觀點表達。盡管推特、臉書和照片墻等社交媒體被視作“私人空間”,可以選擇某些私密設置來限定其推送的范圍,但事實上,一旦記者或編輯發布推文,或是給某些敏感內容點贊,這些“動態”可以被立即轉發,因而也是公開可見的。這樣一來,用戶自然會將這些個人“動態”與《紐約時報》的態度和立場聯系在一起。

          記者在“做新聞”時,不能直接使用“電報”(Telegram)等加密通信軟件上的線索或細節。“電報”等加密社交媒體平臺的“巨型群組”等功能為社會運動的集結和內部信息的共享提供了便利?!都~約時報》的規定中明確指出,記者可以注冊、登錄并進入其中,但不能直接引用。他們必須意識到,一些可靠的信息和權威信源淹沒在包含海量“誤訊”“謬訊”“惡訊”的信息洪流之中,其中也不乏社交機器人的計算宣傳的操控,這無形中加大了“做新聞”的工作量和難度,對“新聞真實性網絡”的形成會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9]

          《紐約時報》的相關規定提醒記者和編輯,當面對讀者在社交媒體上的批評和指責時,需審慎地考慮是否要予以回復。報社支持記者和編輯將一些粗魯無禮的、無端指責的“鍵盤俠”和“網絡噴子”拉進“黑名單”,如果受到網絡暴力和無端恐嚇時應即刻向上級報告。記者和編輯在使用推特等社交媒體平臺時,則要嚴格遵守聊天功能的相關設置。此外,如何平衡好個人社交媒體賬號與機構賬號之間的關系,也是報社管理層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報社原則上鼓勵記者和編輯使用個人社交媒體賬號“第一時間”地跟進新聞報道。但與此同時,報社也要求其記者和編輯通過機構賬號優先發布相關信息。而對于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的虛假信息或不當言論,他們應及時刪除或盡快承認錯誤并予以更正。[10]

          在實施嚴格管理的同時,《紐約時報》也積極培養“大V記者編輯”,幫助他們轉型成為數字化變革的中堅力量。記者桑戈卡茨在推特上擁有超過5萬名粉絲,是“平臺化記者”的典型代表。她在嚴格遵守報社制定的社交媒體規則的基礎上,在推特與各路專家和用戶加強了互動與聯系,其新聞生產的創造性和能動性得以充分發揮,其推文中傳播的信息和觀點以《紐約時報》的名義,在其他媒體和廣大用戶中獲得了海量轉發和引用,有效提升了其個人及其所屬機構的影響力。[11]

          與《紐約時報》類似,同為全國性主流大報的《今日美國》報也鼓勵其記者和編輯注冊社交媒體賬號,同時也制定嚴格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強調記者和編輯應當時時意識到其職業身份的特殊性,使用社交媒體賬號時應當謹慎地采集新聞素材,并且適時、恰當地發表觀點。例如在發布推文或是轉發他人的帖子時,要避免突出自己的個人化觀點或情緒。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報管理層看來,如果新聞記者“原封不動”地對一條推文進行轉發,不附帶任何額外的評論,對于其讀者而言,這會讓人覺得該記者對推文持有支持意見。對此,該報明確要求,當記者和編輯通過自己的社交賬號進行轉發時,要添加背景介紹,標注信源和出處,將轉發納入“做新聞”的流程進行統一管理。[12]換言之,轉發新聞也要像“做新聞”一樣保持真實性和客觀性。

          與其他媒體相比,《今日美國》報的相關規定更加細致。例如,該報對記者和編輯如何“命名”其個人社交媒體賬號做出了嚴格的規定。當記者和編輯仍在該報任職時,可以用自己在新聞報道或專欄上的署名來命名其社交媒體賬號。但一旦離職則不能繼續使用原來的“署名”。記者在運營個人博客、播客或拍攝Vlog時要嚴格遵守報社規定的新聞倫理和職業規范。記者和編輯在“關注”他人時應做到“不偏不倚”,不要僅僅關注代表某一黨派或是單一利益集團的個人或機構賬號。為此,報社管理層鼓勵記者和編輯使用臉書和推特的“感興趣列表”功能,該功能根據算法將與其發生關聯的賬號進行了展示,必要時只需點擊瀏覽其主頁即可。使用該功能的好處是讓記者和編輯不必“大張旗鼓”地去關注特定的個人和機構,以免讓同行和讀者質疑其客觀性和獨立性。[13]

          相比之下,同為美國“三大報”之一的《華盛頓郵報》在社交媒體管理上最為嚴格。早在2011年,當社交媒體剛剛興起時,該報就明令禁止其記者和編輯接受來自任何黨派或集團通過報社網站或個人賬號投放的“虛擬禮物”。2017年開始,該報嚴禁記者和編輯在其社交媒體賬號對報社的廣告主進行隨意評價,也不允許他們在辦公期間使用自己的私人賬號。與其他主流大報不同,該報禁止記者和編輯使用個人社交媒體賬號進行與報社有關的“機構化”新聞生產。但如此嚴格的管理規定對“Z世代”的用戶而言無疑會造成一種陳舊刻板的品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報的未來發展進程。為此,《華盛頓郵報》的管理層已經把修改完善其社交媒體管理規定提到了報社改革的“優先事項”,相關具體進展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14]

          作為英國老牌的廣播電視媒體機構,BBC對于社交媒體管理規則的探索體現了專業化和體系化的特點。相關規則被納入“編輯方針”的框架下來執行,具體分為兩大板塊:其一是針對機構和部門的賬號進行整體性規范,其二是針對其記者和編輯的個人賬號進行管理。在機構賬號的規范層面,BBC管理層明確了對于旗下各機構、部門和欄目的社交媒體賬號所享有的編輯權利,對全面公正報道的執著追求和對特殊人群的“權益保障”,尤其是保障女性、少數族裔等邊緣弱勢群體能在BBC的社交媒體賬號上進行發聲。而在個人賬號層面,BBC管理層同樣要求包括記者和編輯在內的所有雇員在使用個人賬號時不得參與或支持任何政黨或利益團體的活動,不得損害BBC的機構聲譽。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賬號,確保用專業的態度“做新聞”是不容挑戰的“底線法則”。[15]

          綜上所述,傳統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是為了適應變化中的社會情境和新興的“平臺邏輯”而制定的。新聞記者和編輯在這一背景下面臨著自身的身份轉型,從新聞生產的行動者成為信息集散的“策展者”,梳理和選擇新聞線索和細節,將值得用戶關注的真實信息進行聚合,從而為平臺用戶提供有新聞價值的“聚合資訊”。按照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理論思路,在大眾傳播時代,記者和編輯在“做新聞”時會編織一張“新聞網”來采集、獲取有新聞價值的線索和素材[16],并在此基礎上完成新聞生產實踐。在平臺化的社交媒體時代,這張新聞網的編織難度陡然增大。記者和編輯受到虛假信息的“噪聲”干擾和一些“無良”用戶的騷擾、非理性攻擊與威脅,在這樣的風險和挑戰面前,新聞機構原有的那些遵循“大眾傳媒邏輯”的管理思路和規章制度亟待更新。另外,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理論框架也需要進行與時俱進的創新。

          平臺化時代“做新聞”的挑戰

          縱觀西方新聞媒體機構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內容,其中“否定性”的內容占到了更大篇幅。一方面,這意味著在社交媒體平臺記者“做新聞”出現了更多的禁區;另一方面,這也說明當前新聞記者在平臺化的新聞生產過程中會遭遇更多的意外與挑戰。社交媒體平臺時代“做新聞”的不確定性,可被形容為“在推特‘走鋼索’”。換言之,當記者和編輯試圖借助社交媒體平臺將日常生活中的“零碎事件”轉化為新聞報道,通過搭建“新聞真實性網絡”來構建社會認知的時候,其面臨的來自平臺的壓力、人肉搜索和對人身安全的威脅等會讓他們感到嚴重不安。其中,對于女性和少數族裔等來自邊緣弱勢群體的記者和編輯而言,這種風險和挑戰尤為嚴峻。[17]

          有鑒于此,許多記者和編輯也提出質疑,傳統媒體機構出臺社交媒體的管理規則,究竟是出于維護自身機構形象的考慮和公共關系的目標,還是為了更好地讓記者和編輯在保證個人安全的同時“做好新聞”?大多數傳統媒體機構鼓勵記者和編輯活躍并內嵌于社交媒體平臺,表現出積極、真實而熱情的一面,但當他們遭受人身攻擊時,卻極少獲得來自其所屬媒體機構的保護。[18]一些記者和編輯使用社交媒體后因倦怠和沮喪情緒,甚至萌生了與數字平臺“斷連”的想法。其中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思考個人行為、職業操守和行業管理之間的“邊界模糊”等問題,也呼喚媒體機構能夠出臺更為完善的保護性條例。[19]

          例如,對于在這方面處于引領地位的《紐約時報》而言,其記者和編輯就有不少模棱兩可的行為未能在管理規則中得到回應。記者和編輯在其社交媒體賬號上,是否應表達與報紙文章相同或相似的觀點?當讀者閱讀了記者和編輯的個性化推文后,他們還會相信《紐約時報》的報道是公正而不偏不倚的嗎?個人推文是否會對其他部門同事的工作造成干擾?當社交媒體平臺用戶完整地看完記者的賬號,他們是否會懷疑記者報道新聞的素養和能力?

          對上述質疑,曾經供職于《紐約時報》和CNN等機構,在推特平臺擁有超過170萬粉絲的資深記者哈伯曼給出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她指出,當記者在社交媒體平臺發布推文前,相較于參考新聞媒體機構的條例和規則,更應做到“三省吾身”:即將發布的推文是否一定要說,這一推文是否一定要“我”來說,以及是否一定要“我‘立刻’說”?如果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性的,那么最好的做法是放棄發布推文。[20]

          概而言之,當前西方新聞媒體機構所推出的社交媒體規則及條例存在以下五點不足和缺憾。

          第一,一些受雇于新聞媒體機構的律師,其職責不夠明確。他們疲于處理一些涉及“假新聞”的法律訴訟,而對記者和編輯遭遇的有關社交媒體爭議的案件無力顧及。換言之,記者和編輯在面臨“平臺風險”時往往處于“單兵作戰”的境地。

          第二,這些管理規則未能較好地解決網絡暴力的問題。盡管記者在遭遇網絡暴力時被要求向上級報告,但一項研究表明,有26%的記者表示,他們不知道以何種方式去報告這些網絡威脅。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在向管理層報告時會感到不自在,擔心自己會被貼上“麻煩制造者”的標簽。

          第三,對于部分少數族裔記者的關照不夠。問題根源在于當前許多新聞機構的人員構成缺乏多樣性,這一點對于管理層而言表現得更為顯著。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僅18.8%的新聞媒體機構主管為少數族裔。[21]多數新聞媒體機構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由其負責職業倫理的部門來制定,然而現有規則未能納入新涌現的、更加多元和呼吁平權的聲音。這顯然將少數族裔記者的社交媒體平臺使用困境置于“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2020年“黑命貴”(BLM)運動爆發之際,一些美國傳統主流媒體要求雇員對此保持緘默,不要利用個人賬號發聲,此舉引發了少數族裔的記者和編輯的強烈不滿[22]。

          第四,在社交媒體管理規則的作用下,新聞記者的社交媒體使用并未有效改善傳統媒體機構與其受眾之間的微妙關系。一方面,相較于記者的個性化呈現,受眾更愿意看到新聞生產實踐的幕后故事。另一方面,被傳統媒體機構“推向”社交媒體的新聞記者并未與部分用戶形成有益而公開的對話關系,反而在無序的、相對匿名的社交傳播中誘發了更為嚴重的污名化、互懟、網暴等負面效應。

          第五,新聞業在平臺化時代遭遇的“客觀性危機”并未得到緩解。客觀性作為西方新聞業的一大“神話”,面臨著被完全解構的危機。既有研究表明,歷史上,新聞之所以一直被鼓勵采取客觀中立的態度,是為了迎合廣泛的受眾市場,無論是吸引讀者還是潛在廣告主。這導致新聞機構和記者偏向采取“只講事實”的新聞報道方式。然而,在平臺化時代,目前傳統媒體機構采取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只會讓記者和編輯日趨保守,所形成的主流化“社會認知”實際上是已經落后于時代的陳詞濫調,對于當前現狀進行單向重復,用戶愈發對這些看似客觀的新聞感到疲倦,更遑論以建設性思維和解困型路徑等來破解后疫情時代全球性共通的“抗解問題”。此外,這些規則總體上仍然遵循的是前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傳媒邏輯”。在“流量至上”的社交傳播時代,“客觀性”成為保有老牌新聞媒體機構顏面的口號,失去實際的影響效力,在谷歌、臉書等互聯網巨頭依據“平臺邏輯”實施的“潛規則”面前顯得蒼白無力。[23]

          總結與展望

          對于傳統媒體機構而言,在制定相應的社交媒體管理規則過程中,相較于回答“應制定什么”,更應解決的是“為何要制定”的問題。[24]一些社交媒體管理規則顯然限制了傳統新聞媒體機構的平臺化發展,未能充分發揮傳統媒體的業務優勢和新聞記者能力專長。其推出的一些規則和條例對于新聞記者的自由表達是一種限制,同時不利于機構招募新員工,也抑制了用戶訂閱數量的增長。

          在平臺化時代“做新聞”遭遇挑戰,揭示了“記者”“編輯”與“平臺用戶”等多重角色之間的內生性沖突。“做新聞”的專業門檻和嚴格流程正在消亡,“新聞人”的角色邊界也日益模糊。在工業革命時代,工業城市出現、印刷技術完善,現代新聞業率先在西方國家形成。新聞也從一門“技藝”向“職業”轉變。新聞的“職業共同體”與現實社會的互動、作為社會知識生產的新聞,也在新聞生產社會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漸清晰。然而,自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后,受其影響而變革的非線性平臺化新聞生產,對于傳統新聞業產生了顛覆性改變,記者和編輯不再只是職業化采編者或信息流通把關人,而成為或普通或關鍵的社交媒體平臺用戶甚至是相關信息和情感化議題的策展者。在平臺化時代,如何重新界定和整合職業認同、專業規范、行業慣習與個人經驗,創造性地使用社交媒體、積極地進行知識生產和認知塑造,建構新的社會現實,這些都是在平臺化時代“做新聞”的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25]

          總而言之,轉型中的媒體機構力求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時代掌控一種微妙的“平衡關系”,既擁抱社交媒體的話語邏輯與傳播方式,以及與其讀者之間的緊密聯結關系,增強自身的媒體影響力;同時也嚴格要求其記者嵌入社交媒體平臺“做新聞”時,時刻保持判斷力和洞察力。同時,我們理應意識到,西方新聞業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是其媒體機構制定社交媒體管理規則的根本依據。這與全球范圍內更多“后發”國家的新聞傳播生態存在本質差異。這些國家的新聞生產和記者編輯的人身安全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如網絡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數字化監視等,也缺乏更為系統的應對[26],部分拉美媒體甚至將傳統媒體時代的管理規則簡單地“遷移”至社交媒體平臺[27]。由此,本文所總結的新聞媒體機構對其記者的社交媒體使用管理規則,從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理論出發,聚焦但不局限于西方新聞業的實踐,這有益于全球新聞業界和學界結合自身具體實際,在平臺化時代的“做新聞”探索上推動契合本土化語境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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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本刊學術顧問;朱泓宇: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2年5月上

        編輯: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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